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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飞骏)

【导语：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二、仇外种族主义——两头尖的剑

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官府对西洋文明的态度一直分为鹰派和鸽派，直至今天也没有多少改变。

鹰派仇视排斥西方的一切东西，把西洋文明视为洪水猛兽，认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所以“逢西必反”！人类世界只要是反西方的势力，那怕明知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也要主动靠上去与之套近乎玩联手。

很多鹰派政客因为思想与现实相差太远，在后期陷入严重的人格分裂，堕落为口非心是的伪君子。一边在民众面前慷慨激昂谴责“万恶的帝国主义”；一边把子女和财产往那些万恶的帝国主义国家送。

鸽派能较为客观正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认为中国有学习西洋文明的必要。但鸽派的“学习”一样只限于器物层面，主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来为自家的特权专制统治服务，延长特权阶层的统治寿命。对于西洋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是“权力为民”和“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文明内核则视为“邪路”坚决抵制，和鹰派的态度高度一致。

林则徐是大中国对外政策的鹰派祖师爷！他对中国近代文明的最大伤害是在民族性格深层种植了仇外种族主义这柄害人又害已的“两头尖的剑”。

林则徐是一个深信“民心可用”的政客，是运动民众为自己的统治目标服务的高手。

林则徐对帝国内政腐败有较外清醒认识，深知道光年间的帝国军队腐朽不堪积弱不振，主要特长是扰民和捞钱；战斗力则是宣传出来的，真正到了战场则丑态百出。

林则徐在主政广州期间，对帝国正规军的战斗力严重缺乏自信，认为这支军纪败坏只对扰民捞钱感兴趣的八旗、绿营子弟兵，在未来对英战争中无必胜把握。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林则徐想起了“人民战争”，认为有限度地武装人民，让人民在中英战争期间配合正规军袭扰英国鬼子，让外国侵略者在战场上感受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把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样中国军队就可不战而胜了。

中国平民和“为官家服务”的军队从来都不是一条心的！这支和平时期擅长玩强盗把戏、战时又好诬良为盗拿无辜良民人头领赏的八旗绿营兵常被人民骂为“杀千刀的杂种”。要想人民能自觉付出生命财产的代价为这样的军队玩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一的策略就是在人民面前杜撰出一个比帝国军队恐怖百倍的“万恶假想敌”，人民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下，暂时和害民的军队结盟来对付那个万恶假想敌。

把外国鬼子宣传成“万恶假想敌”太容易了！中国平民没机会见到外国人，就算偶尔碰见了也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红胡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又容易给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带来最大限度的视觉不快。

宣传外国人的“万恶”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宣传外国人的邪恶野蛮无耻毒辣，比传说中吃人的魔鬼还可恨。外国人那份出格的长相也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起魔鬼形象。

二是宣传外国人来华抢中国人的饭碗，把中国的钱都赚走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苦难就是外国人造成的！只要把外国人赶走，中国人民就能丰衣足食从此过上好日子。真相则是专制暴政才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之根，平民百姓的财富都是本国的贪官恶吏掠夺走的。

中国平民没机会见到外国人，外国人又不会中国话，无法自我辩解，所以林则徐在中国平民面前宣传的外国人丑恶形象就成了“一面之辞”。

“一面之辞”重复三次就是真理！

当外国人“万恶”的“一面之辞”在平民百姓耳中重复百次千次后，小民就会自然对外国人形成不可理喻的深仇大恨。

那是一种宁愿与豺狼毒蛇结盟也要除之而后快的深仇大恨！

林则徐是从事政治宣传的天才。他前来广州没几个月，就让当地平民大众谈起先前不怎么关注的外国人就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这就好比一个长期靠巫术治病的森林部落，有一天来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他能挽救很多本来必死的病人的生命。可长期靠巫术牟取暴利的巫师却指控那个有志救死扶伤的医生是企图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结果部落人民争先恐后用石块来对付他。

近代中华民族和西洋文明的冲突，就很象上述那个森林部落与医生的冲突。

林则徐发明的“人民战争”在鸦片战争期间虽然没起到什么正面作用；但他在民族性格深层种植下的“仇外情结”，则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绊脚石，对中国现代文明的伤害超过所有贪官污吏的总和！

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野蛮落后并且经常玩“大倒退”的主要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官僚主义！一个是仇外情结！

中华民族本来就有盲目排外的历史土壤，中国内地市民张口闭口“外地人”就是典型症状。林则徐种下的仇外情结很快开花结果。

1841年5月英军在广州战役中打败奕山的抗英兵团后，一群散兵游勇前往广州城北的三元里找消遣。

军队在异国作战时最为困难的是维持军纪。想让本国军人对付敌对异族象对待本国人民一样秋毫无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制止军队抢劫异族民财也许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那些脱离大部队的散兵游勇，在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情况下，看到异族的漂亮姑娘少妇，再铁的军纪也很难起作用了。

英国远征军里有很多印度籍士兵，他们身上虽然穿着文明国家的服装但骨子深层还是野蛮人，到了三元里后自然免不了偷鸡摸狗，见了漂亮姑娘少妇也容易兽性复萌。

对红胡子洋人恨入骨髓并且武装起来的当地民兵，不约而同把这帮玩抢劫强奸的龟孙子包围起来，并且打死了十多人！剩下的抱头鼠窜逃命。

三元里民兵干得漂亮！中国人民面对强暴就该这么玩！

但接下来人民就玩得有点出格了。

英国军人命很金贵，被中国民众打死十多人可不是件小事，随后发生的厦门、舟山等大型战役英军也就死区区两人。但因为是英国军人违犯军纪在先，英国军队并没有象百年后侵华日本鬼子那样对三元里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报复。

但得胜的三元里人民却不依不饶！

接下来的十多天，广州市郊十乡百村的民兵行动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围攻英军运动。

面对连帝国庞大正规军都一触即溃的野战炮、滑膛枪和现代化战术，用农具和少量刀剑武装起来又没经过任何战阵训练的广州民兵，胜利的希望自然等于负数，一经接战必演变成为一场血腥大屠杀，一场百分百的自杀性进攻。

再说花了600万银元从英国军队手中赎买回来的广州城，一旦中方违犯了休战协定重启战端，平民在付出巨大的自杀性伤亡后接下来广州城也必沦陷敌手。

英国军队和俄国、日本军队不同，俄日军队在中国不分军民，对平民的屠杀野蛮残酷。俄国军队在东北海兰泡制造的针对中国平民大屠杀举世震惊。但英国军队在异国战场上奉行军民有别，对异国军队打击力很强，但对异国平民百姓则常存恻隐之心。

当英国军队驻守的炮台被广州民兵包围时，英国人并没有马上用大炮来回答，而是先作出外交努力，命令中国官员说服围攻炮台的民众疏散，否则英军就将开炮并进攻广州城。

面对一场即将来临的惨烈大屠杀，中国官员清醒了一回。广东省长亲自来到人民中间，好言好语劝说激动起来的爱国民众疏散。

中国民众历来怕官，面对省长的软硬兼施，广州民兵心不甘情不愿地散去了。

省长的做法是正确且必要的！否则英国大炮一发言，民众就将死伤枕籍广州城失陷。

可激动起来的民众并不领省长的情，相反认定他是里通外国的“汉奸卖国贼”！

广州民兵深信，如果不是省长阻挠，他们完全有能力攻陷英国炮兵阵地，把英国鬼子永远赶出中国。

广州民兵的“信心”在十六年后的英法联军之役中有了答案。几万高呼爱国口号的民兵在地方士绅领导下围攻驻守广州的一小撮英国守军，炮声一响后就争相逃命，留下一大堆尸体作鸟兽散。

三元里事件之后，因为不切实际过高估计了民兵抗英的力量，广州民间的盲目排外情绪象野火一样滋长蔓延。各地民间武装横向联合起来，团结在一个名为“升平学社”的旗帜之下，向国内外与洋人有关系的人和事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回轮到煽动民间仇外情绪的官府付出代价了。

煽动盲目仇外种族主义情绪是一柄“两头尖的剑”，前期也可能只是外国人和盲动民众受伤；后期则主要轮到煽动者自己受伤了。

官府早期煽动民间盲目排外情绪有两个目的：一是利用民间力量打击与官府不一致的外来力量；二是转移国内矛盾视线，把民众对本国贪官腐败的痛恨转移到莫须有的外国假想敌身上。

民间非理性的排外烈火一经煽动起来，就很容易超出官府的掌握和控制，以致排外烈火最终延烧到官府自己身上。

官府因为比普通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知道外国人并非象他们对民众宣传的那样阴险邪恶和“亡我之心不死”；也并非如民众想像的那样愚蠢不堪一击，因此在涉外纠纷中不能一味强硬好战，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讲道理妥协让步，否则就是自已找死。

满怀仇外情绪的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被官府有效封锁了“涉外真相”，错误的认为外国人穷凶极恶“不打不知道长进”；且都是外强中干一打就阳痿的“纸老虎”，只要官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能把一切外来侵略者打回老家去。所以民间的对外态度都是强硬好战挑衅进攻的，把主动找外国人麻烦不分青红皂白杀洋人视为英雄爱国的壮举。

在这种“强硬即爱国”的民间舆论导向下，官府对外国人的任何妥协讲理行为都被视为“卖国求荣”的恶劣行径。晚清中国官府的力量和外国列强不是一个数量级，发生涉外纠纷时的明智策略也只有妥协忍让“动口不动手”。结果整个满清官府被广大民众误会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汉奸代理人”，因此失尽民心，并最终众叛亲离被人民抛弃。

满清官府煽动中国民间排外种族主义最终自食其果，自己搬砖砸自己的脚。

满清官府煽动民间盲目仇外情绪的光荣传统被后世的统治集团发扬光大，同样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官府一次又一次搬“排外的砖”砸自己的脚。

中国民众的盲目仇外情结不是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别有用心急功近利的官府掩盖外事真相恶意误导民意造成的。过错来自恶意短视的官府而不是人民。

明智负责任的官府在涉外纠纷中，应该客观公正向民众公开全部事件的真相，让民众拥有必要的外事知情权；而不可借机掩盖真相指鹿为马煽动仇外情绪来转移国内矛盾视线。那样做的结果最终必然害人又害己。

二十一世纪初，众所周知的南海撞机事件，如果官家客观公正报道事件的真相，民众就不会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游行并高呼对美开战。官家心知肚明既无对美开战理由又无开战实力，自然无法响应人民的呼声，结果被民众误会为“软弱无能”和“有私心”，并因此大失民心。

类似弄巧成拙的悲剧在中国官场实在太多了！

…………

鸦片战争后领导民间排外运动的骨干主要是乡绅阶层。

中国民间的乡绅主要是小知识分子——贡生、监生、秀才、举人等有功名但无官职的读书人。

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都是领导推进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受的是反文明的洗脑教育，多数情况下沦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

中国近现代的落后，现代化失败的罪魁祸首，一是公权私用的腐败官僚政客；一是小知识分子群体。

中国近现代延续一个半世纪的盲目排外风潮，主要也是小知识分子群体策动领导的。

大中国的小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漫长岁月里，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短短几年上升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其余的一个半世纪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文明阶层。

虽然戊戌变法等社会进步运动也是康梁等知识分子提供领导，但康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类”和“叛逆”，为多数知识分子所不容。当慈禧向维新志士举起血淋淋屠刀时，多数读书人无不额手称庆。

广东“升平学社”这个轰轰烈烈的排外组织，领导者就是小知识分子。广大民众不过是在他们的误导下才慷慨激昂。

“升平学社”成立后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反入城运动”，反抗外国商人依据签订的《南京条约》进入广州城。

反抗外国平民商人依据条约进城，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确然很好笑。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广州知识分子群体组织号召广大平民百姓做起这事来，却一本正经有如从事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

鸦片战争以官府鹰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为了收拾一败涂地的战争乱摊子，道光皇帝只好暂时启用以耆英为首的鸽派来应付危局。

《南京条约》后的六年，耆英替代林则徐、奕山等主战派主政广州，统筹五个通商口岸的涉外事件。

耆英来到广州后，发现民间的排外情绪已掀起汹涌的浪潮，极大地制约了官府履行《南京条约》、和外国人理性交往和平共处。

耆英的应对措施应该是客观公正向民众公开所有外事真相、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中英南京条约》的利害得失，使广大民众对外国人和外事有一个合乎实情的了解。这样民间汹涌的盲目仇外情绪就会自动化解冰消，有利于官府在外事活动中趋利避害。

耆英不过是一个腐败官场的平庸政客，自然没有向民众公开外事真相的智慧、胆识和责任心。他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和林则徐等鹰派官员并无本质的区别，不同之处只是采用的方式方法。林则徐在外国人面前从不掩饰对他们的轻蔑厌恶。耆英则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面前首鼠两端，见了外国人阿谀奉承好话说尽；在中国官民面前对则极尽丑化诋毁外国人之能事。结果在耆英主政广州期间，民间对外国人的恶劣印象没有丝毫改善，汹涌的排外浪潮也因此一浪高过一浪。

耆英不肯对民众还原真实的外国人形象，除了害怕被自己的同胞误会为为外国人说话的汉奸卖国贼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希望转移国内的矛盾视线，把民众对贪官腐败的不满转移到外国假想敌身上。这点大清国官府的鸽派和鹰派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