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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飞骏)

【导语：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第一章：鸦片战争——鸡和鸦的对话

一、有外事无外交。

1861年以前，中华帝国是一个没有“外交”的国家。但中华帝国有不少“外事”。中华帝国处理“外事”的方式在今人看来是治疗精神抑郁症的最好笑料。

第一、除中国外世界别无主权国家。

中华帝国根本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实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的天朝上国，高高位于世界的中心，四周围绕着野蛮落后未开化的蛮夷小邦。这些小邦的最大幸运就是能和中华帝国攀上“亲家”，依赖天朝的经济援助、武力保护和道德仲裁才能苟且偷生。

在哥伦布、麦哲仑主导的“地理大发现”以前，中华帝国与人类世界的其余文明中心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西部浩瀚无垠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和高耸入云的群山之母——帕米尔高原挡除了西去之路；西南则被举手可以接天的喜马拉雅山有效阻断；北面是长年冰天雪地，东西绵亘六千公里，马骆运输时代根本不可能长途穿越的西伯利亚；东南则是帆船时代只能望洋兴叹的世界最大洋。

因为高度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华文明就在已知世界高度孤立。当人类世界的其他文明大国挥舞着胡萝卜和大棒相互攻杀友好得不亦乐乎时，中华大国民则长期沉浸在自我欣赏和自相残害的意淫互害状态。在地球上掀起惊天巨浪且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希腊文明、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查理曼帝国、基督教神圣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华大国民意识里连“神话传说”都不够格。

虽然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穿越高峻浩瀚的群山之母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东部中国的繁华都市和排场盖世的北京皇宫；十五世纪利玛窦等少数天主教传教士给皇家带来了天文数学等稀奇玩具。可这些孤独的旅行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信息在皇帝和臣民耳中与其说是“新闻”，还不如说是聊以解闷的“神话故事”更确切一些。举国上下的官民没有几个把他们的话当真。

中国人信“力量”不信“真相”。在没有现代化通讯手段的古代，只要你拥有能给他们造成巨大痛苦的恐怖力量，你就算吹牛“能把月亮摘下来当电灯”他们也能疑信参半；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任何实力的“外来人”，你说“地球是圆的”也一定会被当成疯子对待。

一个孤独的旅行家和几个连大刀都没佩带的传教士，他们的话有中国人信那才是真正的天方夜谭了。

所以马哥波罗和利玛窦没有给中华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改变！中国也因此错过了革新进步赶超世界先进文明的机会。

第二、“家长”与“孩童”的关系。

因为不承认也不相信人类世界还有和中华帝国类似的主权国家，中国政府也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国与国”外交关系。东北亚、东南亚和西南群山深处的那些帆船驼马能够到达、中国官员容易感受到的山地小邦，在中国官民眼中统统都是未开化甚至茹毛饮血的蛮夷部落。这些山地小邦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相当于“孩童”与“家长”的关系。中国政府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山地小邦则是只有对家长唯唯诺诺毕恭毕敬才能活命且有饭吃的孩童。

因为是孩童和家长的关系，孩童对家长除了“听话”和“恭顺”外，还必须象古中国大户人家的儿孙一样每天必须对家长“朝拜”。

边远蛮夷没条件每天“朝拜”，也应该根据路途远近定期去中国首都朝拜。路途比较近的朝鲜每季度朝拜一次，西南群山深处的遥远小邦每年必须朝拜一次；帕米尔高原那边的极远蛮夷每三年必须朝拜一次。

“三年朝拜一次”是中华帝国“外事”的极限，超过三年都无法朝拜的蛮夷，再怎么殷勤也无法做中华帝国有名份的“儿孙”。

蛮夷小邦定期对天朝上国的朝拜有一个专有名词——“朝贡”。

第三、中华帝国的“外事”是“亏血本”外交。

既然是“家长”与“孩童”的关系，孩童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家长就有责任和义务养活和保护孩童。

每年来大中国“朝贡”的儿孙国，皇帝家长总是出手大方异常慷慨。除了给使节来去路途提供好吃好喝好住好玩的豪奢旅费外，还要“赏赐”巨额财宝，以只有中国才出产全球抢手的丝绸、茶叶、瓷器为主。赏赐财宝的价值常常是儿孙国“进贡”土物的几十甚至几百倍！

这就好比《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带了几样蔬菜瓜果等值不了几个铜板的新鲜土产。贾府一高兴之下就赏赐了几百两白花花银子和价值几百两的衣物。

那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如果人类世界真个有“一本万利”的长期生意，那就是儿孙国向中华帝国“朝贡”了！利润绝对比今天的“贩毒”还高得多，且没有任何风险！

如帕米尔高原西南边有个死皮赖脸才跪求来的儿孙国，每隔三年给中华帝国“进贡”四两沙金，中国赏赐的丝、茶、瓷器则足够这个小国的官员坐吃三年。

所以大中国周边马驼能及的小国，都发疯似地争着给中华帝国“朝贡”。

为了争取朝贡待遇和增加朝贡次数，有些小国甚至不惜发动死伤惨重的战争，直到大中国不胜其烦答应“进贡”和“增加进贡次数”才肯休兵。

中华帝国接待儿孙国的“朝贡”成为帝国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放开那些丰厚赏赐不说，单是使节旅差费这一项就耗资惊人。

1793年大英帝国的马戛尔尼300人使节团来中国寻求“建交”时，中国官员不由分说就照例在比中国强大十倍的大英帝国使节车马上插上“朝贡”旗帜。马夏尔尼使节虽然丢了大国颜面，但却因祸得福享受了一次由北到南横跨中国内陆的免费豪奢旅游机会。

乾隆皇帝每天供给马戛尔尼使节团的伙食费5000两白银！沿途的帝国驿站提供的车马交通工具和住宿费还不算在内。

使团通过车马走走停停“访问式”穿越几千公里的中国内陆少说也得三个多月！

那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旅差费！那时一两白银相当于一个小户农家一月的伙食费。

为了充分利用“家长国”提供的免费豪奢旅游机会，“儿孙国”派出的“朝贡”使节团一年比一年庞大。

皇帝官家给挂名“儿孙国”巨额赏赐并提供豪奢旅游时，用的可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官家不可能想到这一点！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是在“慷人民之慨”，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来购买高高在上四夷宾服的虚幻感受，满足自已的病态虚荣心。

中国官家对本国人民象葛朗台，对未开化野蛮外国人象《红楼梦》里一掷千金的薛蟠，确然有着几千年的光荣传统。

这种光荣传统直到人类高度现代化的今天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毛中国时期我们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情况下，还超越国力对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黑非洲等流氓无赖国慷慨援助，就是这一光荣传统的发扬光大。

不同之处是，北朝鲜等无赖国在大中国面前并没有恭顺“装儿孙”，横看竖看都象“大爷”？

…………

因为不存在对等外交，1861年以前的中华帝国也就不存在外交部之类的高极政务机构。中央政府受理“外事”的机构是“理藩院”。理藩院行政级别很低，是没有什么实权的内务府下属的一个礼仪性职能部门。

1861年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压力下，中央政府才极为勉强地成立专门与外国政府使节打交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能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中华帝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仍停留在“有外交但无外交政策”被动应付状态，没有主动外交，只有头痛顾头脚痛顾脚的疲于奔命。

总理各国事条衙门的权能逐年扩充，包揽了与“现代化”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职能，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外交的比重逐年缩小。

大中国真正成立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是1912年，那时大清国已被中华民国取代。

…………

有“外事”必然就有“外贸”。

中华帝国的外贸与经济无关。外贸口岸的设立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是中央政府对外收买和安抚某些儿孙国实施的羁縻政策，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

中华帝国的官家深信大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生产生活玩享受所需的自然资源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自给有余，根本不需要儿孙国的商品就能物阜民丰、富国强兵。尤其是丝绸、茶叶和瓷器，更是上天赋予中华大国独享的专利。

那些向中华帝国“朝贡”的儿孙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观，不但生活必须品不能自给，不是没盐就是没调味品；连生产所必须的用具也必须仰赖天朝赏赐，否则不是饿死就是冻死病死。

基于上述意淫认识，中华帝国的官家天真的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邦国都必须依赖中国才能生存。如果有哪一个儿孙国不知天高地厚不听话，根本不用天朝用兵，仅断绝贸易往来就能让对方死得很难看。

所以关闭外贸口岸就成为中华帝国对外夷经常使用并常能达到目的的政治大棒。

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外贸主要是针对东北西南的朝贡儿孙国；唯一的例外是恰克图，主要是和俄罗斯贸易的。俄罗斯不属中国的朝贡儿孙国，不过在大中国官家眼中这个国家连儿孙国都不如，迟早会三步一拜五步一叩来祈求天朝上国给予朝贡资格的。

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远洋商人被《马可波罗游记》忽悠，深信中华帝国遍地黄金，欧洲发展工商业改善生活的香料贵金属唾手可得，纷纷远涉重洋前来中国东南海港寻求贸易。

海洋省份的地方官为了拍皇上马屁谋求升迁，纷纷上奏章谎称万里之遥的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等西洋蛮夷小邦向化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纷纷祈求给天朝上国“朝贡”。

在海洋省地方官的奏章中，这些西洋小邦比中华帝国的朝贡儿孙国更为野蛮落后，因为那些野蛮人性同禽兽，居然以牛奶为食？牛奶不便消化，食用多了就会在肠胃固结成石，必须长期服用茶叶和大黄来清洁肠胃，否则肠胃就会堵塞梗阻，痛苦至极而死。

每个西洋小邦臣民身上都带着两个锦囊，一个装茶叶，一个装大黄，进食吃饭时必须喝一口牛奶就得用舌头舔一口茶叶和大黄？那可是他们的命根子。

而茶叶、大黄只有中华帝国才出产，所以天朝上国把握着他们的命根子。

中国皇上看到万里之遥的未开化蛮夷也向化中华文明，并且必须依赖皇上恩典才能活命，心中升起的快感自然比朝鲜越南的朝贡来得更强烈。皇上心情一好就有了菩萨心肠，特地恩准开放广州口岸，准许向化中华文明的西洋小邦前来同中华帝国贸易，取得生存必需的茶叶、大黄和让野蛮人一夜体面起来的丝绸、瓷器。

广州外贸口岸就这样发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