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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飞骏)

【导语：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四、近代中国第一个背黑锅的外交官

近代中国官场最可怜的职位是外交官！

近代中国绝大多数外交官都是背黑锅角色，不但被当时的国民骂了个狗血淋头，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死后还要背负“汉奸卖国贼”的百年骂名。

近代中国外交官背负骂名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几乎都是打败仗。凡是打败仗都得签订割地赔款的屈辱停战条约，如拒绝签订屈辱条约就不是割地赔款的问题，而是整体亡国的大灾难。

二是中国人欺软怕硬，宁开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皇帝和握有军权的小人武官打了败仗，国人不敢谴责；手头无兵多少有点修养的文官自然成了国人发泄不满和表演爱国的理想目标。

丧权辱国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腐败弄权挑起国际争端又打败仗的皇帝政客，外交官就算处置失当也不担主责。可绝大多数中华大国民只有痛骂外交官那点胆识，好象只有外交官才有权力割地赔款？

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外交官是李鸿章。他的纯熟外交手腕和如入化境的以夷制夷策略，为好逞强扮狠又屡战屡败并面临亡国危险的大中国挽回了很多损失，保住了大中国东山再起的资本。

可李鸿章却是我国历史教科书上名声最响亮的“汉奸卖国贼”，背负的骂名比近代中国所有腐败政客的总和还要多。

近代中国第一个背黑锅的外交官是琦善。

琦善在鸦片战争前是直隶总督，权力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两大市委书记的总和。

英国远征军打到天津北河口大沽炮台时，挑起战端的林则徐被撤职查办。琦善受命出任对英国谈判的全权大使。

琦善面临着两项紧迫的外交使命：

一是让英国远征军尽快从能打击首都的白河口撤退，退得越远越好。

二是和英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结束战争，让英国远征军回国，恢复大清国的和平与秩序。

要达到上述两项目标，就得答应英方提出的大部分停战条款：割地、赔款、通商、平等外交。

可道光皇帝给琦善下达的外交底线是：即要讲和，又不能让步！

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外交使命。

琦善面临的是一个谈判死结。

可琦善在初期却天真地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开这个外交死结。

中国官场从来都是“关系第一”，当官的主要职能就是“跑关系”。

琦善则是大清官场善于“跑关系”的人精。

琦善认定人类世界的官场都和中国大同小异，都可通过“搞关系”来解决棘手问题。他只要和英国远征军一把手义律搞好个人关系，在义律面前“装孙子”，多说好话多拍对方马屁，送上足以令对方心动的巨额贿赂，就可令义律在谈判桌上作出巨大让步。

中国官家要面子，只要是用于贿赂的暗箱支出，那怕数量大到和赔款总额相当，皇帝那边也好通融。暗中赔钱百姓不知情，对内照样可以宣布取得了反英抗战的伟大胜利。

琦善自信能解开中英谈判死结的逻辑一样来自中国特色官场：谈判获得再多的好外也是国家的；给官员个人的巨额贿赂则是自己的，官员在关键时候都会选择损国肥私。大清国的官员多是这么干的。

琦善在英国人面前“装孙子”，可在给皇上的奏章中他却是大义凛然不辱国格的“大爷”。他在英国人面前宣称他是义律不分彼此的最好朋友；在送往北京的奏章中却又痛心陈情：要克服对那些必须打交道的性格粗野、形体污秽、无父无君的外国人的自然憎恶心理实在很困难……

琦善面临的当务之急使命就是说服英国舰队从能直接打击首都的北方南撤，最好能返回广东，把皇上和京官从危险恐惧中解放出来。

琦善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到了这一点？看上去象是创造了外交奇迹。

大清国是一个崇尚“谋略”不知“诚信”为何物的国家。琦善创造暂时性“外交奇迹”的谋略就是“骗”和“拖”。

为了让英国远征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掉头南下广州，琦善对英方提出的“割地、赔款、通商、平等外交”等停战条件在口头上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承诺只要舰队回到广州，他会代表他的帝国最大限度地满足英方的合理诉求，结局肯定会让英方满意。

十九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是一个“重契约、重信用、重诺言”的国家，对琦善这个帝国全权大使作出的承诺自然深信不疑。

琦善根本没有想到要兑现那些承诺！他也没那个权力。在外交死结面前，他只是乞灵于中国官场外理棘手问题的拿手戏——“锯箭杆法”，只在表层问题上做文章，而把核心问题尽可能往后拖，如果能把问题拖到下一任那就更好。

当然琦善也想通过拖延来赢得时间，好实施他的“关系反间计”。在天津到广州的漫长旅程上，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英国官老爷“套近乎玩贿赂”的计谋。

琦善对自己的“骗术”不但没有丝毫良心负担，相反颇为自豪。中国《孙子兵法》不是有“诈降计”吗？他这次只是成功运用了一下孙子兵法而已。那么多帝国军队都挡不住英军攻势，他只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就“喝退百万师”了。琦善恍恍惚惚把自己想象成了天才的军事家。

道光皇帝也为琦善的成功“舌战雄师”兴奋不已，授予琦善更大便宜行事的权力，当然少不了叮嘱一番，在英国人面前要做汉朝苏武那样的硬骨头不辱使命，用正气压倒敌人，不但不能做出丝毫让步，有机会还要好好教训英夷一通，对他们普及一下礼教方面的知识，让外夷“知耻而后退”。如果外夷不知耻就再来一次“诸葛亮骂死王朗”。

收到道光皇帝的圣旨，琦善感到身上的压力更重了。

当回到广州的义律和取道陆路南下的琦善再次相遇，要求中方兑现在天津白河口做出的承诺时，这才发现琦善既无诚心也无那样的权力。

英国人又一次被激怒了。

和中方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义律深知“大清国官员只听得见炸弹的爆炸声”。当琦善在最后警告面前仍露出一幅无可无不可的不负责任微笑时，义律命令英国舰队用大炮来说话。

1841年1月7日，英国远征军攻占了虎门要塞。广州门户在英国大炮面前洞开。

琦善直到此时才明白他那套在中国官场百试不爽的“关系反间计”在外夷面前不管用了，但一切已经迟了。他已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无论如何不能让广州城落入英夷之手，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

1841年1月20日，为了避免广州沦陷这一紧迫灾难，琦善在英方提出的谈判条款基础上签署了《穿鼻停战草约》：

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银元；开放广州贸易；两国官员平等交往。

之所以说是“草约”，是琦善为了表明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是在万般无奈情况下作出的个人选择，是为了争取时间最终打败强敌。

英国提出的“两国官员平等交往”这一条款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一定很费解，难道大获全胜的英国人还要在屡战屡败的中国官员面前低头下跪不成？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那时一败涂地的中国官员确然认为百战百胜的英国人有向他们低头下跪的必要。

说句公道话，在当时那种军力一边倒的绝望情势下，英国人的要价算不上很苛刻。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大清国的远征军打到英伦三岛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是不会仅索要这一点价钱的。

《穿鼻草约》的代价毫不沉重也有琦善的一分功劳，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创造了外交奇迹，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天才外交家。

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尊重契约的习惯。《穿鼻草约》签订后，英方按照草约规定退出了舟山岛和虎门炮台。大清国则只把《穿鼻草约》当成缓兵之计，用以拖住敌人争取调兵谴将的时间。

1月30日，大清皇帝委任他的堂兄弟奕山为靖逆将军，前往广州惩罚英夷。邻近省份的四千精锐部队也急行军增援广州前线，准备对英夷实施歼灭性打击。林则徐招募的水上民兵也被官员鼓动开赴前线抗敌，可他们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睛，不是晕船就是必须先付“彩头钱”才肯上阵打仗。

一个月后，道光皇帝收到了《穿鼻草约》的副本，同时还收到广东省长怡良的秘密奏章，说琦善背着他秘密割让香港，还指斥他用香港作交易收了英方的一大笔贿赂……

琦善背着广东省长秘密割让香港是不可能的！如此不得已而为之的“坏事”琦善自然会拉上怡良集体担责，怡良也不得不和琦善保持一致，否则广州沦陷他这个省长也得脑袋搬家。

推卸责任和先入为主诬告也是大中国官场倾轧的光荣传统。

道光首帝看完广东省长的秘密奏章后龙颜震怒，不但断然否决《穿鼻草约》，还不令把琦善当“汉奸卖国贼”抄家查办。

3月13日，琦善戴着镣铐离开广州，家产被查抄没收。

林则徐被查办北上时，沿途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成了百姓心中的民族英雄。

琦善被查抄北上时，沿途百姓恶语叫骂恨不能食共肉寝其皮，成为天字第一号“汉奸卖国贼”。

可鸦片战争主要是林则徐处置失当挑起的；琦善只是尽最大努力把战争损失降到尽可能低的限度。

中国近代史的超级荒唐弱智让心智正常的人心情沉重，没一点幽默成份。

中国近代第一个天才外交家，也是第一个扣上“汉奸卖国贼”政治大帽的琦善就这样抄家戴铐，钉上了百年历史耻辱柱。

五、在古典笑话中进行的现代战争

令大清国官家意想不到的是，《穿鼻草约》在英国伦敦也被政府否决？相对于发动对华战争的巨大成本来说，英国政府认为义律的要价实在太低了，甚至抵不上战争的成本支出。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琦善作为一个外交家确实“太有才了”。

义律也被英国政府解职。

被解职的义律还保持一等绅士的尊严，不象他的对手林则徐和琦善沦为阶下囚。

这就是专制与民主国家为官的不同之处！

义律的职务由璞鼎查爵士替代。鸦片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璞鼎查直到1841年8前才到达香港履职，在此之前依旧由义律代行英国远征军一把手职责。

琦善的职位由三位大员集体接替；皇帝的堂兄弟奕山，满洲亲贵隆文，汉族将军杨芳(七十高龄)。

林则徐和琦善的前车之鉴，没有哪个帝国官员敢一人担当这个钦差大臣了。

1841年5月21日，经过长时间的运筹帷幄，靖逆将军奕山对英国远征军发动了一场歼灭战，用的还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火烧赤壁的战术，不同之去是这次火船拥有顺流而下的自然势能，不用“借东风”。几百只燃烧着的木排顺江而下冲向停在黄埔江上的英国舰队，企图在英国那些船身高大、无林立帆墙很难顺风放火的铁甲舰上制造又一个赤壁奇迹。

大清国的武将都是《三国》迷啊！

梦想中的战争奇迹自然不会发生，英国舰队开始了一场反歼灭战。71只中国战舰被击沉，60座岸上炮台被攻占。在复仇女神号护卫下，英国海军陆战队顺利登陆，兵临广州城下。

广州城防司令杨芳是占卜算卦爱好者。他在城头看到英国军舰在船身摇晃中发炮居然能一一命中目标，认定这是一种妖术，心中很快就有了破敌妙计。

杨芳将军命令士兵在广州全城搜集大量的猪羊狗血、粪便和妇女经带等“污秽之物”，作为破灭敌方妖术的武器。

决战时刻来临时，人类世界最逗乐的战争喜剧发生了：英军士兵列成现代化战斗队形，用滑膛枪瞄准城头的中国守军脑袋，野战炮筒对准城墙垛楼；广州城防兵则在杨芳将军的指挥下，面对英军枪炮异常从容淡定，居然放下手中的弓箭长矛火绳枪，拿起一盆又一盆的猪羊狗血和粪便向英军攻城方向的城下泼去。

城下的英军自然笑弯了腰，笑声过后枪弹也飞了起来，象长上眼睛似的钻进城防兵的头颅。野战炮则把城墙的垛楼轰得砖石横飞。

杨芳将军辛辛苦苦征集的污秽之物没有挡住炮弹和滑膛枪子弹。一排枪声过后，城头的士兵一排排倒了下去。

等到城防兵发现猪羊狗血不管用重新操起弓箭火绳枪时，英军已经攻上来了。

数量不多的英军得手后，无法展开兵力实施全面进攻，而是率先占领了广州旧城外北面的高地，在上面架起了大炮。

整个广州城完全暴露在英军的野战炮轰击之下，毁灭只在倾刻之间。

因为大清国官家多次说话不算数，英国陆军少将郭富认为应该马上占领广州全城。但义律担心广州市民会面临英国士兵的报复性屠杀，尤其是那些文明程度低的印度藉士兵不易受军纪节制，很容易突破战争的人道底线，损害大英帝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力主谈判解决问题。

义律在广州做生意多年，对广州平民还是有感情的。

义律当时依旧代行远征军一把手职权，他的意见自然占了上风。

1841年5月27日，中英双方签署《广州协定》，规定三个大清国钦差大臣及一切外省军队退出广州城，并在一个星期内交给英方六百万银元“赎城费”，使广州城免遭破坏。

四个月前，琦善签订中英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穿鼻草约》，全部赔款也只有六百万银元。现在仅赎广州一城就得支付六百万“赎金”？

中国人有能力在无辜的外交官面前耍威风，但没能力在外国人面前斗狠使气。对无辜外交官抄家戴铐谩骂侮辱；对外国人则割地又赔款还加上最惠国待遇？

近代中国的外交就这点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