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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飞骏)

【导语：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第六章：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一、中国边疆总危机和第一次中俄结盟

甲午中日战争以前，除了北极熊俄罗斯外，世界各国对中国没有多少领土野心。一是那时主要和中国打交道的国家是英、美、法，这些国家的主要兴趣是通商，为他们的工业品打开中国庞大的商品市场；二是中国虽然在两次通商战争中败得很难看，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世界上仍维持一等强国的派头。尤其是洋务运动在物质层面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大国，少数西洋强国就算有领土野心也被中国看上去很吓人的大块头有效遏制住了。

甲午中日战争把中国打出了原形，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原来是一幢彩纸糊成的破旧房子，外力轻轻一推就轰然倒塌。此前外国人怀疑中国可能有点“虚胖”，但没想到虚弱得这么厉害，连一个小孩都能轻而易举击倒他。

那时的世界仍然奉行“实力外交”，只有欧美少数几个民主宪政强国发现“领土扩张”在工业革命时代不靠谱，多数强国依旧在“领土野心”的老旧过时思维里转圈。象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华帝国这类幅员辽阔又腐败丛生的国家，自然成为最为理想的扩张目标。

在世界科技革命中后来居上的新兴现代化强国德、日、俄，因为错过了抢夺殖民地的黄金时代，“夺取生存空间”的领土贪欲也就格外强烈，成为赤裸裸的强盗国家。

二战前的人类世界是一个以奸驱良，劣币驱逐良币的丛林社会。美、英等已经选择“从良”的宪政国家，为了维护世界力量的均势，也只有跟在强盗后面参与领土抢劫，否则自家就会在力量消长中转为“弱国”，成为强盗国家的第二轮抢劫目标。

当中华帝国的虚弱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时，先前对中国还多少有点忌惮的强盗帝国就放开胆子扑上来争抢这块远东肥肉了。

俄、德两国率先揭开了瓜分中国领土的序幕，腐败弱智的大清官府则及时制造了侵略的借口和机会。

1895年，德国借口干涉日本还辽有“功”，强迫中国签订《德国汉口租界合同》，勘定自通济门外沿江官地开始到李家□止，共600亩沿江土地作为德国租界。

德国划定的汉口租界和此前的上海公共租界等租界不同。上海公共租界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自然形成的，并且得到了租界内多数中国居民和上海地方官的理解和支持，租界的运行自始至终都没受到英国政府武力胁迫。租界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给中外人士提供高效公平的管理和服务，而不是帝国主义从事“侵略”的据点。租界的土地也是通过“自由出租买卖”等纯商业手段取得，而不是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强迫“划定”。

德国汉口租界则是在德国政府的武力胁迫下“划定”的，既非“自然形成”，也非为了提供公平有效的“管理和服务”，而是出于“侵略”中国主权目的。

1896年，俄、法两国也以同样借口，继德国之后，要求在汉口设立租界，签订了《汉口俄租界地条约》和《法国汉口租界条约》。法租界117亩，1902年扩展到185亩。

同年，日本在杭州划定租界，面积900亩。

1897年，法国要清政府作出保证，海南岛不得割让给他国。这是瓜分中国的前奏，此后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1日，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天主教堂的德国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被义和团暴民杀害；两天前曹州府寿张县德国教堂则被暴民洗劫一空。

新兴的德国暴发户正是“要面子”的年龄，对山东教案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于11月6日派军舰进击中国山东，14日占领青岛。经过外交斡旋，大清国屈服认错，把纵容义和团的直接责任官员山东省长李秉衡撤职，赔偿22万两白银用来修建济宁等地的三座大教堂。另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作为德国海军基地，租期99年；并取得青岛至山东省会济南的铁路修筑权和胶济铁路沿线的采矿权。山东省自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1897年3月5日，日本在苏州划定租界，总面积500亩。

1898年3月，俄国军舰突然闯进旅顺军港，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然后大模大样进行军事占领。清政府在武力压迫下屈服，和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俄国租借军港旅顺口，商港大连湾25年。此事距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仅仅三年时间，俄罗斯就撕下“友好”面纱露出狰狞面目。中国空欢喜一场，白白花费了三千万两“赎辽费”。

俄国强租旅顺口后，俄国在华利益主要竞争对手大英帝国发现被俄国迎头超越的危险，就以保持在华力量均势为借口，提出租借威海卫军港的要求。英国在赢得德国方面的谅解后，与清政府几经交涉，于7月1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刘公岛和威海湾群岛，和威海湾沿岸16公里以内陆地，作为英国海军基地。

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广东湛江市)，并要清政府作出保证：不得把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割让给他国，视两广、云南为法国势力范围。

1898年6月，英国以法国租借广州湾需保持“力量均势”为借口，提出向北展拓九龙界址的要求。中、英双方几经交涉，于6月9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九龙地界以北，深圳河以南980平方公里的“新界”土地租借给英国99年。

新界是英国香港殖民地面积最大的一块土地。港岛78平方公里，九龙47平方公里。

租借“新界”对中国来说因祸得福。港岛和九龙半岛是永久“割让”给英国，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时，中国一并收回了港岛和九龙半岛。出嫁时一个衣衫滥缕的丑小鸦，回娘家时成长为珠光宝气的贵妇人。

1898年7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约》，划定沿江248亩土地作为日本汉口租界。1907年1月，又签订了《日本展拓汉口租界条约》，将日本租界向北扩展150丈，新增面积375亩。 一个月以后，日本在沙市划定租界。

同年，日本要清政府作出保证，不得把福建省割让给他国，视该省为日本势力范围，并在厦门和福州划定租界。

1899年，英、俄两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

1900年，俄国出动20万大军全面占领东三省。

…………

十九世纪末，日本和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经分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分赃的最后时刻。

美利坚合众国在关键时刻拯救了大清国的命运。

19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争夺古巴、菲律宾，一时无力兼顾中国。那时美国已经超过大英帝国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自然不愿被排除在中国利益之外。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瀚照会英、法、俄、德、日、意六国发表声明，强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机会。基本内容如下：

1、各国对他国在中国取得的任何势力范围、租借地内的通商口岸、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干涉。

2、运至各势力范围口岸的各国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税率，由中国政府征收。

3、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他国使用自己所修筑或经营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商品的运费。

美国的门户开放宣言，是在承认和维护列强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中的特殊利益和既得权利前提下，保证各国机会均等，自由贸易，使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开放。虽然这一政策是美国企图从列强口中分一杯羹，同时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但客观上缓和了列强在华利益冲突，所以英国率先表示赞同。到1900年2月，各列强国家先后表示赞同。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立足于美国的根本利益，但客观上使大清国避免了被列强瓜分豆割，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中国命运。

甲午战争后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的强盗领袖不是日本而是俄罗斯。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出人意料地完胜大清后，日本民间和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逞绝然相反的两种走向。

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人极度蔑视，以与中国人为伍为耻。不但成年人对中国人不屑一顾，连儿童也以取笑中国人为乐事。留着难看长鞭子的中国留学生出现在日本街头时，后面就会跟着一群日本小孩嘲笑“猪尾巴”。

同时代日本的幸德秋水回忆：“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留学生就这样深受嘲弄和蔑视。街上的顽童集中嘲弄他们的发辫，并且跟在他们的后面高声叫喊“清国佬”。

明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和日本国民相反，不是嘲笑敌视，而是真诚希望和大清国在亚洲合作共赢，共同努力抵御西方对亚洲的种族入侵，为此不惜帮助大清国进行富国强兵的内政改革，以加强大清国抵御西方的力量。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盘西化”的目标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成果，使敌失其所长，最终战胜超越西方。

明治精英多是种族主义者，认为红胡子蓝眼睛的西方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日本未来的主要敌人。中国则和日本同根、同种、同文化，虽然在近代腐败落伍了，但仍是日本应该团结合作的主要朋友。只要中、日两国文明富强并在国际上联起手来，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就能把亚洲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把西方侵略势力赶出亚洲。至于日本和中国的冲突是“谁当老大”的兄弟之争，更多属意气层面而非“你损我益”的根本利益层面。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确立了日本的亚洲领袖地位，中、日两国的“座次之争”已经解决，接下来就不应该继续以中国为对手。日本未来的主要敌人是西方不是中国，为了战胜强大的西方，就必须争取中国的合作，为亚洲的共同利益捐弃前嫌。为此日本应该帮助中国改革自强，使中国在未来与西方的抗争中能够独挡一面。为此明治政府提出了一个对中国的“还债”理论：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充当日本的老师，推动了日本民族的文明进步。今天日本民族有责任和义务“偿还”日本欠中国的债务，推动中国走上文明富强的道路。如果中国能象日本一样脱胎换骨完成现代化变革，整个亚洲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甲午战后的日本政府对亚洲的态度有点类似十九世纪初的美国，企图领导亚洲实行“亚洲门罗主义”，象美国当初帮助争取独立的拉美各国一样，帮助亚洲摆脱西方殖民势力的控制。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长兄情怀”是中国老师在历史上特有的，甲午战争后日本学生继承了这一情怀。

明治精英坚决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其邻国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改造和加强大清帝国。日本政治家还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应付两国面临的共同危险。

日本明治政府几乎囊括了日本民族最优秀的精英，因此统治集团的胸怀和见识远远超越日本普通国民。

日本明治政府“回报”中国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趟开胸怀接纳中国留学生，毫无保留向中国学生传授日本文明开化的秘诀。象一千年前唐帝国趟开胸怀接纳日本留学生一样，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培养一大批拥有现代化思想和技能的中国精英，在中国朝野推行一次“日本化运动”，来实现中华帝国的进步和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甲午战争日本的强大给中国的震撼是巨大的。这个中华大国民打心眼里瞧不起的撮尔小国，通过“脱亚入欧”的西化运动，短短三十年就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成就，象巨人一样挺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一直在做“强国梦”的中华帝国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甲午战争惨败于日本后，慈禧内阁终于认识到；富国强兵单靠购买制造西方的先进武器是成不了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政治体制来革除中国弊政，否则再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成为敌人的战利品。

要想全面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成果，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派遣留学生出国。派遣留学生去欧美留学路途遥远费用高昂，出国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西洋的拼音文字，没有十年功夫难有所成。这对于日益紧迫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有点缓不济急。

去日本留学就可大大减少这样困扰：日本路途近学费低，日语本来脱胎于汉语学起来容易；更何况西洋文明成果日本人已经学到手了，直接去日本手中拿来就是。在日本政府趟开胸怀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下，又何必舍近求远去遥远的欧美旷日费时呢？

于是中国留学生开始大量涌入日本。

1896 年，第一批13名中国学生来到日本，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初期的课程主要是语言课。但令人失望的是：不到几个星期就有4名学生离学。日本单调乏味的简单饮食，使习惯于口腹之乐不爱吃苦的中国官宦子弟难以承受。

日本方面主管中国留学生事务的教育部长大隈重信，怀着向其大陆邻国偿还历史债务的骑士心肠，颇为认真负责地制订了一套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方案。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取行动，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以便使他们在到达后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作好准备。他还意识到民众的爱憎心理以及可能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坚持拨专款兴建足够的宿舍，以防止可能对学生进行无礼、利用或“诱使腐化堕落”的行动。假期到日本重要地方的旅行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学生们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到1905 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已增至一万人。1906 年是中国留日学生最多的一年，高峰期居然达到两万人。

日本弘文学院前后共接收7192 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 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鲁迅和陈独秀。日本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大学，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应中国留学生的伙食。

但大清国留日学生的表现从整体上来说不仅令吃苦自律的日本人失望，也让富有民族责任心的中国留学精英失望。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坚持下来完成学业的学生比率并不大，越到后来这一比例越低。很多出身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对酗酒、嫖妓、赌博的兴趣，远远大于学习技能的兴趣。这批人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是“镀金”，回国后挂个“留学生”桂冠容易接近发展机会官财两得；而不是学习过硬本领将来报效祖国。这伙官宦子弟人数不少是留学生主流，不但学无所成还极大的败坏了中国人的整体形象，进一步增长了普通日本国民对中国人的蔑视。当时日本朝野对中国留学生的整体态度是“放纵卑劣”！

当《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第一次听到这四个字时，脑子里轰地一声。他当时多么希望这是日本人无中生有污蔑中国人啊！可日本人只不过是道出了真相。他先前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只是没想到描述如此精准的这个名词而已。他的精神经过一晚上地狱般的煎熬，天亮后就泪流满面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留下的遗嘱就是“勿忘放纵卑劣”！

大清国官二代留学生在日本的拙劣表现进一步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导致日本“民意”进一步疏远中国。宪政国家的“民意”必将深刻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少数几个有政治远见的明治精英无法长期“代表多数”主宰日本的“亲中”政策。当日本政府被迫向“民意”让步时，中日两国的矛盾冲突就变得不可调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日本明治政府对腐败守旧的满族统治集团越来越失望，认为这帮人不但不是一个有大局观念和必要远见的合作伙伴；也无法领导中国的进步和现代化，而现代化严重滞后的中国无法在和西方对抗的亚洲大局中独当一面。因此明治精英开始有意识地发现和保护中国民间潜在的政治精英，作为未来取代慈禧内阁的政治力量，“扶不起就换人”成为越来越多明治精英基于中国政策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中国改革英雄和职业革命家，都曾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保护和财政资助。同盟会就是在明治精英的资助下成立的。一些日本自由派人士甚至直接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策动的武装暴动，耗光了资财后还献出了生命。

来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国维新志士受到了达官显宦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层人士提供了帮助，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会的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线，而且暗中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与近卫本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中近卫把明治中兴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表面上的仓促进行作了对比。近卫强调了他一贯的主张，即关心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必须实行亚洲门罗主义。

…………

与拥有“还债情怀”的日本政府相反，甲午战争后的俄罗斯则对中国扮演了急吼吼的强盗角色。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外交依旧停留“盲人摸瞎马”层面，对日本明治政府的“还债情怀”一无所知，只凭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凶悍和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的强势意气用事，把日本视为中国未来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打败这个敌人，就算是毒蛇魔鬼也愿意与之结盟。

与这一仇日大势相对应，大清官府再度“招唤狮子去对付豺狼”，不惜一切代价和张开血盆大口的俄罗斯套近乎，寻求“中俄结盟”对抗小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明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国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规定中俄协防日本，授权俄国在中国东北境内建设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从1897年8月动土兴建，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

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营业。

1898年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规定俄国可在中东铁路沿线驻兵守护铁轨。中东铁路全长2400公里，贯穿东三省的战略要地，如此长距离的腹地驻军，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概念上的差别而已。

除铁路沿线驻军外，俄国东省铁路公司还取得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形成比一般租界规模大得多的“国中之国”。沿线兴起一批大小城镇，特别是东省铁路公司的管理中心，铁路枢纽哈尔滨。

同时修筑的从哈尔滨直达旅顺的支线铁路——南满铁路，习惯上也认为是中东铁路的一部分。

中东铁路的建成使得中国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也促使日本随后发动日俄战争。

这次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军政“结盟”，结果给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直接导致157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在俄国的阴谋下从中国脱辐而去；东三省和东蒙这个中国最大的粮仓脱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并间接导致日本全面侵华。

中国的出色外交官李鸿章在中俄结盟上铸下大错，对中国的伤害不但抵销了他先前所有外交成就的总和，还留下百年后患。